《安素轩石刻》（左）与拍卖本中的“甫”左边苏轼《赤壁赋》中的“顺”与“明”字苏轼《赤壁赋》中的“顺”与“明”字

 

曹大民

　　《功甫帖》墨迹本九字二行：“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去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5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此后关于此帖的真伪问题便有不同的声音(《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3年12月30日以5个版篇幅刊出专题讨论《功甫帖与东坡书风》)。今年元月一日，《中国文物报》刊载了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的两篇学术质疑文章，《东方早报》均予以转载。此事件不但在文博界产生极大反响，甚至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普遍关注。

　　笔者认为此帖的体格(结体、格调)基本符合苏轼书法的特征，但在一些具体笔法上存在疑点。如“苏”字中的“鱼”的第一撇，“轼”的斜钩，“别”字中的“力”的笔顺笔势，“功”字中“力”的写法以及第二个“奉”字末笔一竖回锋直至上面第一横，这些都令人怀疑非苏轼真迹，至少可以说它与苏轼代表作诸如《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答谢民师论文帖》是有距离的。因此我对顾村言先生《关于东坡书风与“<功甫帖>事件”的札记》中的观点是颇为赞同的。(顾文见2013年12月30日第105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上博三位研究人员站出来对《功甫帖》进行考辨，是大好事，可以解读为具有文化责任感的行为。的确，国有文博机构作为纳税人供养的机构，在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品与文物的争议中，是需要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是需要理直气壮地发声的。

　　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在捐赠前经过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对苏轼《刘锡敕》定为伪品，其根据是《刘锡敕》钩摹自《诒晋斋摹古帖》。上博研究人员认为，《功甫帖》墨迹本的情况雷同于《刘锡敕》，系钩摹自《安素轩石刻》。此乃上博研究人员辨伪的最重要依据。

　　钩摹填墨或映写，都力求在字的形貌上相似于母本，故而好的摹本可称为下真迹一等，如王羲之的一些传本墨迹，大都为钩摹本，有的可以看出双钩的痕迹。从拓本上钩摹，则以拓本为母本，钩摹亦当极力形似母本，这应该是常识。因此，要说《功甫帖》是钩摹本，首先得举出钩摹痕迹的铁证。至于判定《功甫帖》墨迹是钩自《安素轩石刻》，那么墨迹本与拓本一定相似度极高，甚至可以完全重合。如若不重合之处甚多，以至差别太大，则这种说法便难以成立。

　　根据《安素轩石刻》拓本与墨迹本的诸多差异，可以推测《功甫帖》墨迹本与《安素轩石刻》拓本是完全不同的本子。如果《功甫帖》确系钩摹本，亦决非钩自《安素轩石刻》的拓本。两者最显著的不同为：

　　1、“轼”字斜钩，拓本上有一横线，墨迹本无；

　　2、“别”字右部立刀之一小竖，拓本为竖势，而墨迹本仅为一点即向右上挑出；

　　3、“功”字中“工”二横之间右面的空隙，拓本小而墨迹本大；

　　4、“甫”字一横下左上角，拓本两笔分开，墨迹本两笔交叉；

　　5、“议”字一撇，拓本带弧势而墨迹本直势。

　　上博研究人员当然也已看到了两个本子的不同，并在文章图版中作了多处比对，但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作伪者“参以己意”、“擅自发挥”和“漫不经心”。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既然认为墨迹本是钩摹之伪作，作伪者为何要“擅自发挥”？又如何解释作伪者的“漫不经心”？按照常理，作伪者要蒙骗人，唯恐伪本与母本不似不像，决不可能“漫不经心”“擅自发挥”。难道区区九个字作伪者也无精神对付，以致“漫不经心”而留下破绽吗？

　　上博研究人员称拓本水平高于墨迹本，这个观点恐亦值得商榷。

　　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甫”字一横下的搭角拓本两笔分离，且起笔均作圆点，墨迹本作出锋交叉状。墨迹本呈现出的书写形态是苏轼的习惯写法：往往露锋写一竖，收锋直至竖的起笔附近直落笔写横，竖横两起笔有时重叠交叉锋芒隐藏，有时若即若离，有时表现为起落分明。而拓本则与苏轼习惯写法大相径庭。下面举公认为苏轼真迹的几个例子为证：

　　《赤壁赋》中“月明星稀”之“明”，“顺流而东”之“顺”，《祭黄几道文》中“谨以清酌”之“清”，《答谢民师论文帖》中“如係风捕景”之“捕”，《致季常帖》中“却寄团茶”之“团”。

　　另外，“议”的一撇，拓本弧势，墨迹本作直势，认为墨迹本在钩摹时“擅为己意”，恐非事实。其实苏轼在写这一笔时倒十有八九作直势的呢。例如《赤壁赋》中“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之“我”，《祭黄几道文》中“与义降升”之“义”，《答谢民师论文帖》中“或僧有所欲记录“之“或”等。

　　总之，《功甫帖》墨迹本以《安素轩石刻》拓本为母本钩摹作伪的观点是不符事实不合逻辑的。但若从《功甫帖》的流传、著录、题跋、伪印以及印章色泽等方面去认真详实地考辨反倒是更为有力的。

 

 

 

 

上一篇：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10周年师生书法展举行
下一篇：	香港举办以“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名家书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