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从十四世纪明代建都以来，由于文化建设的需要，民间的美术家都荟萃到这个都城来，到民国初的时候，他们的行会组织于每年的旧历四月初十日还在前门外的精忠庙集会，纪念他们的节日，总计油. 画. 木三行工人约1000多人，据民间艺人孙旺说：这集会直到民国三十几年还在继续，是自古传下来的规矩。画工约1/3的人数量，约有400人左右。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连年发动内战，北京的文化建设陷于衰微姿态。解放后，建设事业勃兴，民间艺人的业务大大台头，据艺人于承绪.何文魁说：北京市现有的（指1956年左右）彩画工人，约计起来约有70人左右（包括学习工），其中精通业务，能够创作画稿的人，只有十来个人。通晓成套壁画制作过程的人更少。原因是：当这些人十几岁学徒的年代，已经是清代末年或民国初年，彩画庙宇塑造神像的任务，已经不流行了。即便偶然有些“画活”，也只是北海颐和园等处的木构建筑上叫做“规矩活”的彩画，至于大幅壁画，已经很少，据现在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的艺人马恩和说：参加过画庙的老工人，至少也有70多岁，如他父亲马德发（70多岁）师叔邸凤凰阁（57岁）这些人，也只赶上一个末尾。

另外，在历史上还存在着一个文艺方向的因素，满清时代文人画专讲笔墨趣味，和“八股文”一样地占着统治地位，对于民间传统惯用石青大绿的画工，看成“圬墁”末流，这也是造成民间传统画衰落原因之一。

民间艺人的学徒年限，照一般的规定，是三年零一节，学满三年再实习一年（由正月到端午算一节），便可出师。出师的时候，照例要谢师，徒弟要置备酒席，把师傅和师叔伯请去，拜谢三年来养育之恩。出师后，便可和大家一同搭班做工了。

油、 画 、 木三行，多年来有他们自己的行会组织，北京市的民间艺人，每年的四月初十日都在东珠市口精忠庙内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集合不下1000人，唱大戏，聚餐，借这机会，把学习欺瞒徒弟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墙壁，上写着某某的徒弟某某，现已学习期瞒，各工人团体如果包下工程需要人，可以来约等语。大家见面熟悉一番，联络同行间的感情。

精忠庙里，供着三行祖师的塑像，画工供吴道子，木工供鲁班，油工供普安，集会的时候，还要给祖师像“叩头”。考之历史，行会组织在唐代已渐完善，随着各手工业的发展，唐代的首都长安已有220行，各行都有特定的行规，推选行头，办理议定工资，产销出品，同官府往来，纳税等事项，一千年来，民间艺人还在遵守着这一习俗。

以上讲述最后记录北京民间画工的情景，是著名画家刘凌沧老先生所写，他在五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工作时，为了整理民间绘画技法，曾访问过几位北京的民间画师，时间是1955年11月至12月底，1956年3月至5月底，写在《民间画工绘画的艺术技巧》文章里。

随着历史和遗址的变迁，北京民间画工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消失于珠市口，精忠庙早已不见踪影。不知是“根基”还是“缘分”，解放以后在东珠市附近有个《红灯美术厂》，此厂画工仍旧继承了民间绘画艺人的创作经验和技法。别看它是个集体企业，在七. 八十年代时期，北京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经为这个厂子画过活儿，当时为国家挣了许多外汇。自经济改革以来又从这个厂子走出许多画工，他们到社会和世界各地都成了画家。

又随着北京旧城区的改建，扩展了珠市口的交通马路，当年马路两边灰色破旧的四合院和拥挤的“车水马龙”景象不见了，《红灯美术厂》迁移。现在展现人们眼前的是宽广畅通的大道和路两边冰冷高大的现代化楼群。每当我站在那儿去寻找过去的旧珠市口，深感有人去楼空的景象。

我想；址在人在是相依相关的人文景观，缺一不可。目前国家只注重保护皇家的，名人的，悠久的文化，而忽视民间的，平民的，年短的文化遗产，这种倾向会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双手，把千年传统的艺术扼杀在自己的民族文化摇篮里。

解：“大屋顶”的批判”

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在《民间画工绘画的艺术技巧》中提到民间画工流动时这样写道：另外还有一部分做流动性的工人。大多数做建筑彩画。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间“大屋顶”流行时，本市的彩画工人曾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大屋顶”被批判后，这才恢复了常态。

“大屋顶”的批判是怎么回事？“大屋顶”是什么？我一直不明白。老一辈先生都不健在了，我打电话给已退休原中央美院陈某教授请教，他不在家，我就请教了他的夫人懂淑嫔老师。

原来是；1953年-----1955年以梁思成为代表建筑设计了中国传统风格的北京机关大楼，如北京西城月坛、钓鱼台一带的中央机关大楼，它的屋顶具有故宫式皇家风格琉璃瓦的屋顶，即叫“大屋顶”也叫“将军楼”。它的屋顶造价是整个工程的一半，所以工程费用高，在当时经济状况是不适应的，这是受到批判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受外域苏联建筑设计专家的影响和冲击，这也是批判原因之二。“恢复了常态”，苏式建筑风格兴起，如北京展览馆等。

由此可见。在北京整体建筑风格上；传统与现代，传统与西方的设计规划纠葛也是很激烈的，因“大屋顶”受到了批判，传统风格自然减少了，这也是当权所定。

目前北京四合院一部分留去问题，已不是什么传统与外来的问题，而是保留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争纠矛盾的问题。如何解决，我想；不要像拆北京明代城墙去建地铁、二环路一样，那就后悔已晚。我们要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在拆北京四合院时应手下留情。

有时我天真的幻想：如我当权，何必与老百姓之争，我就把旧城保留住自然发展，在旧城旁边重新建立一个现代化新城，新旧两城对比，写实出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等发展状况，无形中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特大个儿的世纪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