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书法热”，这股热浪一层高过一层,直至新世纪的现在依然强劲，每年冠以各种名目的书法比赛和展览不计其数，当代书坛似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当代书法艺术真的有看起来那般繁荣吗？仔细探究，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次问题令人担忧。曾有人这样指出当今书法创作的问题：一是视觉形式化，把书法拆解成各种形式元素进行拼凑组合，践踏书法的生命完整性；二是情绪化创作，用西方美学方法对书法作品进行设计，使书法呈现出虚伪的生命色彩与厚度；三是民间化倾向，抛弃传统书法经典作品，回避书法艺术所承载的生命意义。这三点批评不无道理，当今的书法逐渐朝抽象美术化方向演化，书法只与图示相关，走向了单纯的“形式至上”，剥离了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书法背后的文化内涵被遗弃了，只剩下华丽刺激的“技法”，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背离。因此，重新阐释和挖掘书法的文化内涵对继承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尤为重要。
     书法艺术的特殊性
     中国的书法是一门非常特殊的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离不开深厚的东方文化土壤，它在东方文化体系中自成一体，所以用西方“形式与内容”这种概念来剖析中国的书法是很成问题的，这破坏了书法艺术的生命性和文化性。
     中国的艺术讲究生命的完整性，不能被肢解为各种部件，这就如庄子讲的“混沌”故事，给混沌凿出鼻子眼睛耳朵等五官七窍，混沌就只能死去。同理，如果将书法胡乱肢解，书法艺术也将不复存在。日本的美术和艺术类大学基本不设置书法专业，而开设书法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也是把它放在教育学院或者文学院之下，这足以反映出日本对书法的定位，即不把其当作纯艺术来看，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教养方面的学艺，这一定位很有其合理性。
     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先生曾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深刻地点出了书法的文化性。书法既非如绘画那样对现实进行直接描绘，也非如诗歌那样直接抒发感情。书法的产生缘于古人在看到“文不尽意”后产生了“立象以尽意”的想法，即通过造型图像表达文字之外的意味。所以书法关涉到一个人的性情、人格、修养文化等。苏轼认为书法有“神、气、骨、肉、血”, 这便是以“生命体”论书法，五者缺一，就不成其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因此，书法艺术既非形式也非内容，而是一个形神兼备的完整生命，是书法家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体认。
       “三大行书”的文化内涵
     由于书法独特的文化性，所以在书法史能留下名字的书法家通常首先是个文人，传世的书法名作也不只体现出单纯的技巧高妙，更重要的是书法作品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被称为“天下三大行书”的《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就是这种极富文化性的代表作。
     为何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而不是王羲之的手札或尺牍，或者别的书家的什么作品呢？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兰亭序》诞生的整个时代背景进行考察。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以及自然灾害的破坏，损害了传统的天人和谐关系，这使得时人对传统的价值标准和信仰追求进行否定和摒弃，重新思考天人关系，追问人的生命价值，玄学由此兴起。这促使魏晋士人对自己作为个体独立的人而不是天人感应的人进行重新体认，人的气质、才性、容止、神采、风貌、情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以东晋名士所构建并实践的玄学人格，在于游心于淡，出处同归，寄情山水以及人性在自然中的适意舒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兰亭之会，既是一次艺术活动，更是玄学人格在大自然中的展示。 
     这些文化意义突出表现在王羲之书法中的“內擫”笔法上，《兰亭序》通篇用行书写成，整体上规整有序，转折处表现出刻意的內擫，这是一种理性克制的情感，不同于王献之“外拓”的浪漫奔放。这不能说和王羲之“坐而获逸”的思想无关：既然在位为官经世为民，这情感必须有所节制；但同时又满怀隐逸求仙的自由之心，则情感韵味又会抑制不住地流露。这种有节制被约束的情感即是魏晋之“韵”，是后人始终追慕不已的高格。因此，作为书法的《兰亭序》饱含了王羲之那种人格的洒脱自由以及对人生宇宙的感叹情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印记被不自觉地刻在每笔每画上了。正是这些才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 的美名。如果抽去《兰亭序》的文化背景，那它不过是一篇更精巧的作品而已，无法让人真正动容。
     被尊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侄子的一篇草稿。安史之乱中颜氏家族抵御外侮，其兄侄为国壮烈牺牲，家族“巢倾卵覆”，他悲痛欲绝，忍着巨大伤痛，挥笔急就，不计工拙，一气呵成。用笔之间情如潮涌，多处写至枯燥，行笔迟涩，笔势连绵绞转，字里行间渗透着饱满的情绪张力，悲愤激昂之情溢于字间。当代书法家曹宝麟评道：“正是在无心于书的创作状态下任情恣性地挥洒，才不期而然地达到了最佳的感人效果”。唐代书法是个“尚法”的时代，楷书的规范在那时候最终确立，连张旭怀素的狂草也是紧守法度。颜真卿有很多法度严谨的作品，而这篇《祭侄文稿》显然不能作为法度技巧最高的代表，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其最富盛名之作，主要是因为这幅作品背后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
     被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寒食帖》，是苏轼被贬黄州、生活惨淡之时所作。当时的苏轼，生活穷困潦倒，精神上郁郁不得志，处于人生的低谷，如此情感一寓于书，造就了《寒食帖》的起伏跌宕，气势奔放，笔墨与情感融为一体，书为心画，动人心魄。作品的前面三行笔触轻快简洁，间距疏朗，有一种冷清寂寥，情感都在可控制范围之内。而第四行“萧瑟卧闻”笔触加重，苏轼典型的偃卧笔法出现，情感开始变浓。进入第二首诗“春江夜入户”，用笔明显浓重，有了前一首的情感铺垫，可以看出作者内心情感痕迹的变化，逐渐进入了忘我状态。心手相应，悲叹之情抑制不住，通过加重笔墨色块、强调用笔转折才能抒发心中之块垒，这是一种纯任自然的书写。“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两行瞬间紧凑压抑，密不透风，到“但见鸟衔纸”的“纸”字最后一笔划出长线，内心情感失去控制，心中抑塞之情一泄千里。情感进行到这里是一个高潮，也是一个舒缓点，苏轼在这里一定望着窗外长吁了一口气，重新蘸了蘸墨。在最后两句“也凝哭穷途，死灰吹不起”中，笔触更加厚重，生命毕竟悲苦，但已然升华，生活的凄凉在书法中得到超越。因此，这种书法作品是与生命密切相联的，它不是形式也非内容，而是一个完整生命体，由此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传世之作。
      文化书法的生命力
     随着书法实用功能的剥离，有人或许会问，书法会不会被渐渐边缘化而退出历史主流的舞台，就如一些古老的艺术形式如皮影戏、提线木偶等民间艺术那样？这得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书法艺术，作为单纯艺术形式的“书法”有可能逐渐式微，但作为一种文化的书法则不会，只要还有人使用汉字，书法就不会失去它的生命力，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北大的王岳川教授曾提出了“文人书法”的概念：书法的基础是文化，而不仅是技术；书法的终端是文而化之的君子。虽然他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曾被书法界揶揄不屑，但仔细想来也并非没有合理之处。尤其是对比当下书坛所盛行的“情绪化”、“伪历史化”、“民间乡野化”等倾向，强调书法的文化性的确是一种对症下药的做法。
     宗白华先生在回答中国书画究竟在表达什么时曾认为，书法既不以世界为有限圆满现实进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烦闷苦恼，彷徨不安。书法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 。试看当今各种书法大展和书法比赛，充斥着单纯追求视觉刺激以及华丽、张扬和摆布的东西，其中只有形式空间的瞬间安排，而没有时空交融的永恒意义，这样的作品与生命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任何文化内涵。
      书法应当是人格、品行、文化和气质修养等的综合体现，所谓“书如其人”。强调书法的文化性并非是要放弃技法的锤炼，技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但是技法只能算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就如佛教的戒律不是目的而只是通往佛法的手段一样。书法艺术三千多年的历史，算是一次遥远的旅程，而当我们出发得久了，竟然忘了最初的目的，因此，重新认识书法的文化性可以说是传承中国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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