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法在中国有三千多年历史，禅宗作为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一个佛教流派，其独特的思想性格深受士大夫文人青睐，两者相遇，文人在其书法艺术创作中主动引禅入书，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的审美和内涵，使得书法从内在创作思维到外在审美风格上都有了不同于儒道的观念。本文试图分析禅宗的核心思想与书法创作内在的契合点，阐释其对于书法的具体影响。
一、引言
中国的书法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精神、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又离不开其民族所信仰的哲学宗教。影响华夏民族精神形成的思想主要以儒释道为主，辅之以诸子百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先秦时期的儒家和老庄道家对我国古代艺术的形成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佛教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始于两汉，到了六朝而兴盛流传起来。禅宗可以说是中国化的宗教学派。它吸收了更多道家思想的精华部分，所以庄与禅在文人心目中往往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一种清静淡泊的人生哲学。但是禅宗本身不同于道家的佛家教义使它成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思想体系，因此禅宗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方式，具体表现在书法上就与儒道两家更加不同了。
二、禅宗与书法的“默契”
其实乍一思考，禅学与书法之间存在着两种“悖论”。
以“本来无一物”（《坛经》）的禅理来看待世界，应排除对外物的一切眷恋，那也就无所谓艺术的存在了。禅宗主张“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式，“心印者，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祖庭事苑》），可见禅学否定文字，由此对于学禅之人以文字为基础的书法则失去存在的意义，此为一“悖论”。
再者，韩愈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送高闲上人序》，其中有批驳佛教徒不可能写好书法的论断：
“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高闲上人在当时以能书擅名，韩愈则认为佛徒以空寂无为、清心寡欲为本，所以对世间的一切利害与情感都处之淡然，没有得失之悲喜，没有激情和冲动，不可能如张旭那样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他认为是以佛教徒这种出世的态度对待艺术与人生是不可能写好书法的，此二“悖论”也。
但是，不管以上看起来如何矛盾，历史上很多佛门中人成为大书法家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智永、智果、怀素、贯休、弘一等等。其实仔细考察，这两个“悖论”其实都不“悖”，反而见出禅学与书法存在独特的“默契”之处。
其一，禅不立文字，但也不否定文字的作用，否则也不会有《坛经》、《五灯会元》等禅家经典。禅学认为语言和文字只能做些色相外在的提示，目的是使人开悟。但要“见性见佛”只能借助于“心印”的了悟，而书法是一种图示造型艺术，因为“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书法将“意”通过“象”来传达，读者则是反过来从“象”到“意”。不论什么顺序，其中强调的都是用心去领悟，因此书法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了禅宗所主张的“心印”和“见性”思想。
其二，韩愈的非难明显是从儒家积极入世的文艺观出发，强调不平则鸣的文艺思想。但是释道对艺术的影响并非来自于对艺术的肯定，而是来自它们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与艺术创作的某些共通。正是庄子对神化境界的向往，对汪洋恣肆风格的追求，导致了后世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和对创作思维过程的探求。而禅宗的兴起便引起了文人画与神韵诗的出现，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苏轼在《送参寥诗》中就直接对韩愈的观点做出了回应：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苏轼在这里主要认为艺术创作的思维过程讲求虚空冥静，除去杂念，这是禅学与书法的另一种“默契”。苏轼毕竟是通佛理的，其朋友交往圈就有佛门中人，同时他自己又是个书画家，所以他可以很好地指出两者的直接契合处。
三、禅宗对书法的具体渗透
（一）对书法创作主体的发现
“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佩文斋书画谱》、《论书卷•魏了翁<鹤山集>》），这是晚唐禅僧中以禅论书的最典型代表。“心”即佛心，人们心中的真如本心，“印”即印可，一种认识方式，以心为印，即“心印”。在禅宗看来，要达到真正的觉悟，必须发掘出内心的佛性。自心觉悟，见性即佛，其方式不是靠文字语言的解释，而是靠心的感应和顿悟，这便是禅学思想的核心。
在书法艺术中则体现为，通过发现本性而领悟艺术的真谛，开掘自己的精神世界，书法也是本于心源，重在发现自我，表现自我。从这些有别于传统佛学理论的“即心即佛”说，可以知道艺术的要义在于自化。从禅的立场出发，则书法的创作应排除一切尘滓俗秽，追求心灵空明澄净的境界，达到物我两忘，静观冥想的精神状态。禅宗极大地解放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从宗教的角度讲是人的主体性代替了神的虚幻性，从艺术的角度讲，是一种寻求自我发现自我表达的艺术自觉。
（二）对书法审美风格的影响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六祖坛经•定慧品》），这即是说不要为外物牵制迷惑，追求的是一种真实超然、物我两忘的自然真情。
风吹幡动仅仅是心动，外在世界的万事万物无非心之外化。这种意识渗入到艺术中，便是绝对地提倡“意”的作用，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只是自由意志的外化，不压抑性灵，追求浪漫、生命自由舒展的风格。而禅门又有呵佛骂祖、不立文字的说法，即不崇拜旧法规则，以我作古。在艺术中则强调推陈出新，狂放不羁，推到偶像，蔑视传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纵逸狂放的风格类型如狂僧怀素。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禅意在书法中的明显体现，强烈地要求体现自我的欲望在草书中寻找宣泄的途径，不拘规矩旧法，热情奔放，狂逸酣畅，疾风骤雨。
杨凝式的意态自足和超逸自然也是一个体现。杨凝式一生以“佯狂”和“心疾”闻于世，时人称之为“杨疯子”，唐末也是禅宗盛行，文人参禅的高峰时期，超然物外的禅境在文人的举止和作品中得到体现。至宋代禅风继续强劲，有苏轼的清丽烂漫、天机流露，黄庭坚的禅意深妙、韵味盎然。他们结交的一些佛门中人如佛印、参寥等禅师，皆有诗文书画往来，文辞多机锋隽永。
八大山人，弘一法师则是空灵绝尘的代表，他们书法的风格颇为接近，结体上稚气拙朴，用笔圆转洁净、饱满而流畅，透出一种孤寂清冷、不食烟火和冷寂萧索的宗教气氛。
（三）对书法创作灵感的启发
禅宗特别讲究“顿悟成佛”，它既是禅门的思维方式也是修行方式，也是禅宗极具特色的地方。顿悟是一种超越理性思维直接进入事物本质的精神现象，类似于现代理论说的灵感和直觉，它们有相同的表现特征：突如其来、转瞬即逝、异常亢奋。书法家对顿悟的强调即是对灵感和无意识的重视，这对艺术的创新尤为重要。
黄庭坚曾入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心禅师门下，倾心禅理，留下很多以禅喻书的文字，如“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锋芒”，此“忽得”即是禅家的顿悟。他也曾见船桨划水而悟得笔法，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子，如观公孙大娘舞剑以获得创作灵感等。
书法家从生活事物和可感的物象中获得灵感而促使联想的飞跃，越过了理性的逻辑，达到了直觉式的顿悟，这是禅宗思想对书法创作思维的启发和贡献。
四、禅意书法的意义
书法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沉淀累积下了丰富的内涵，古人也在每天的把笔搦管中培养出对于线条的高度敏感，下笔的每一个笔画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表现着内心的起伏轨迹，其崇尚心与性的流露与禅门的“本性是佛”和“了悟”在本质上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这也是禅宗可以影响书法艺术的内在原因。
当今书坛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浮躁功利，引入注重内在本性发觉而不是形式刺激的禅意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可以纠正这种浮躁。于佛门中人而言，书法是修禅的一种方式；于普通人而言，入禅则是书法的一种内在追求。禅宗的哲学精神对书法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对心灵的净化，可以弘扬真、善、美的自然性情，因此，禅宗得以被历代文人认可青睐，并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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